开栏的话：

湘潭曾经被人称为“金湘潭”“小南京”，总市繁华、物阜民丰，商贾云集、流金淌银。第四届潭商大会开幕在即，为宣传湘潭悠久的商业文化，展现湘潭深厚的商业传统，找回湘潭骄傲的商业自信，湘潭市广播电视台特推出《潭商的老家谱》微信专栏，撷取历史上几位潭商巨擘作为代表，讲述他们成就湘潭商业辉煌的传奇故事。昔人不远，读罢仍令人心生向往。

人物介绍：潭商巨擘——李迁之

（图片由AI生成）

一代文宗欧阳修笔下的潭商，为什么是他？

“天下文章出欧门”

与欧阳修生在同一个时代

无疑是幸运的

欧阳修主持了北宋最闪耀的一场科举考试，唐宋八大家之苏辙、苏轼、曾巩，理学大家张载、二程，曾布等三位宰相，还加上北宋名将张韶，这十人均出自同一榜。这一榜被称为“千古科举第一榜”。欧阳修也因此被后人誉为“千古伯乐”。

欧阳修识人可谓名不虚传，被欧阳修所识所知，当是三生有幸。

（图片由AI生成）

而潭商巨贾李迁之，得此幸，他与“一代文宗”欧阳修同舟共渡、交浅言深，且获他亲书碑记一篇。此文字字珠玑，将潭商的心怀天下、经世致用、吃苦霸蛮、知恩图报的精神流传千古。

一场风雨同舟的遇见

和大宋王朝的兴衰变幻一样，欧阳修也历经了这个朝代的命运沉浮。时年29岁的欧阳修，还在“连中三元”的意气风发中，因力挺范仲淹改革，痛批谏官高若讷，而受牵连，被指“妄形书牍，显露朋奸之迹”。欧阳修所写《于役志》就是记录他此番被贬夷陵，一路赴任的行记。《于役志》的开篇，不是写自己从汴京启程，而是记下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在短短几天内，自己和范仲淹、余靖和尹洙，四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悉数被贬的情况。

在《于役志》不长的篇幅里，他用三言两语的流水账记载了一路上与旧友新知、沿途官员饮酒消愁、交游宴乐的经历。

七月流火，在真州江岸的一艘商船上，一个似曾熟悉的身影出现了，他虽衣着朴素，但昂藏七尺、气度不凡，他就是船主李迁之这趟行船最尊贵的客人——欧阳修。两个月前，欧阳修携一众家眷从汴京（今河南开封）出发赶赴夷陵（今湖北宜昌），因是酷暑，他应母亲的要求走水路自南行舟。没想到的是，贬谪之途“风波不甚恶”，他们的小船多次遇险，差点翻船，有一次还遭遇了“震雹暴至”。此番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后，要自淮河转运长江，考虑到自家雇的小船已不堪风浪，母亲也年事已高，他应允了李迁之的邀请。七月辛卯日，欧阳修“入客舟”。

此时此刻，与这艘商船一起启航的，是名满天下的北宋大文豪与湘潭巨商的一场跨越社会阶层的不解缘分。

为什么说李迁之是湘潭巨商呢？北宋时期，商税是国家重要的财源。据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岁收一万贯商税的城市共有204个，潭州的商税达9.2万贯，排在苏州、扬州之前，仅次于杭州、汴州、楚州，位居全国第四。潭州12县的商税，湘潭位居前列。而潭商李迁之，在众多的商人之中，绝对是个中翘楚。早在1036年，他就已经年收入数千万了。北宋时期，不仅是“米、盐、茶、药”，湖南的租赋乃至是朝廷上供，都是依湘江入洞庭，漕运至真州、扬州、楚州、泗州，最后抵达汴京的。宋时，“巨舰漕米，一载万石”是潭州一绝，湘江北上，万舸争流，但上十吨的木船不敌北风和湍流，万斛漕船在湘潭转泊。因此，湖南的经济中心也伴随水运的发展由长沙向湘潭延伸。李迁之经商行船于江湖之中，他远渡长江，来往于真州一线。

真州是长江、淮河的水运关要，号称"转运半天下"，在宋朝时期，真州单是粮食的年运输量，就占全国漕运总量的四分之三。由此，李迁之当时的商业规模可见一斑。

一篇惺惺相惜的碑记

一个月以后，船泊江州（今江西九江），李迁之下了船，买回来一块奇石。欧阳修是江西人，他对家乡的情怀非比寻常，他曾七次请求朝廷回江西供职，他绝大多数著述都署名“庐陵欧阳修”，而且他对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等江西才俊更是奖掖、举荐有加。这块采自江西的石头，不免引起了欧阳修的注意。他问李迁之，这石头你要作何用？二人虽在船上已相识一月有余，李迁之很想求他一篇文章，但他深知地位悬殊，犹豫“不敢言”。但欧阳修是何人也？他敢痛斥谏官、得罪朝廷，怎么会拘泥于“士农工商”的旧思想。“因善其贾而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为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报，顾其所为之心又趋为善，皆可喜也，乃为之作记。”他对李迁之的所言所行有他自己判断，认为李迁之很擅长做生意，有自知之明，还很会感恩，一心向善，所以答应帮他写碑记。

九月四日，欧阳修在岳州换乘了夷陵县吏的官船，二人在岳州告别。十二天后，欧阳修的《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落笔。

（壁画是根据欧阳修所写《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所画，展现了湘潭巨商李迁之往来于真州与湘潭间，用船运进行贸易活动，并捐款修建药师院佛殿的经过。）

然而，他写李迁之花二十万钱重建药师佛殿仅寥寥数笔，却用了大量笔墨写了李迁之的经商之道，果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李迁之之所以能成为湘潭的富室大族，欧阳修这篇文章，道出了他的经商至理。一是要务实肯干，“用力劳者其得厚，用力偷者其得薄。”二是要眼光精准，“徒幸物之废兴而上下其价，权时轻重而操其赢”。三是心怀天下，“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四是诚信义道，“凡诚我契而不我欺，平我半斛权衡而不我逾，出入关市而不我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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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流金湘潭的史话

在北宋书画家米芾为潇湘八景之一的山市晴岚图作的诗序中，他写到“依山为郭，列肆为居，鱼虾之会，菱芡之都，来者于于，往者徐徐”，描述的就是湘潭昭港商务繁盛，帆影樯林的情形。而这仅仅只是湘潭商埠的一隅。南宋初，昭港一年的酒税就超二十万，像昭港这样规模的市镇，湘潭还有花石、易俗（洛口）等多个，要知道，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还不满千万缗钱。这说明当时的湘潭商贸业已相当发达，不仅在湖南，甚至已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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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湘潭能摘得商贸桂冠呢？首要就是湘潭得天独厚的水陆商路条件。隋唐时期，沟通长安与岭南的官道分东西二线，“安史之乱”后，江淮水运断绝，东路废弃，水陆商路改行西线，经江陵，下洞庭、过潭州，达韶广。西线贯通湘潭，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纵论湖湘形胜，称湘潭为转输百货、搬运糇粮、交通各处之咽喉，不可一日失守的兵家必争之地。湘潭官道、县道四通八达，又居湘江上下游交汇，“水凡九曲，形如弓字，行二百四十余里，通行无阻，此县商繁盛之利源也。”（《湖南地理志·湘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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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理位置之外，湘潭的流动人口大幅增长更是重要条件。宋三百年间，中原和北方人口不断南迁，湘潭境内人口激增，开荒拓土、粮、茶、桑遍产湖湘，有“粟米妙天下”之说。宋时，湖南的茶不仅品种多、品质高，产量更是高居全国第二，其中潭州12县以湘乡和安化两县最多。物产丰饶，催生了湘潭的金粉繁华。湘潭街肆林立、人马辐辏、商旅杂沓，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湘潭，浓郁的商业氛围，将重农抑商的观念淹没在熙熙攘攘的商市之中，新的工商观念萌芽，一个庞大的商人阶层开始形成。湖湘学派开创者宋代理学大儒胡宏在《五峰集》中写道，“习作末业，不力耕桑之业”，反映了当时部分士民从农业中分离，兼做商贾已然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两宋与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对峙，巨大的财政开支与粮食供应仰仗江浙、荆湖、岭南的漕运，李迁之、谭章等巨商富贾接踵继起，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将一众潭商推向了宋代商业社会的巅峰，也为湘潭谱写了 “金湘潭”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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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时，湘潭县令孔武仲曾写下名句，称湘潭商贸之盛，堪与盛产黄金的陕西栎阳相媲美。就是他这句“已栽绿柳如彭泽，况有黄金似栎阳”的自信与胸怀，绘制了千古潭商的心怀天下、经世致用、吃苦霸蛮、知恩图报的精神特质和一段源远流长的史话。